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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7-12 17:08作者:admin

  周竹安(1891-1977),湖南长沙望城人。1926年秋加入中国党,1928年调到党中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29年被派往法国工作。1939年回国后在中央南方局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1946年转中央社会部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1948年回长沙养病,1949年在长沙建立秘密电台,对推动湖南和平解放起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首任机要处处长、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等职。

  周竹安(1891-1977),湖南长沙望城人。1926年秋加入中国党,1928年调到党中央机关从事保卫工作。1929年被派往法国工作。1939年回国后在中央南方局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1946年转中央社会部上海吴克坚情报系统。1948年回长沙养病,1949年在长沙建立秘密电台,对推动湖南和平解放起了关键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外交部首任机要处处长、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驻保加利亚大使等职。

  他是鲜为人知的法国党中国语言组成员,是重庆酒精厂呼风唤雨的秘书,是《新华日报》的“金库”,是联络代号为“象”的情报人员……他就是隐蔽战线的湘籍战士——周竹安。

  师从教育家徐特立,投身长沙教育界从教14年,周竹安曾是长沙师范学校师生嘴中“胸罗锦绣,口吐珠玑”的不世之才。马日事变后,他改名周竹安转入党的地下工作。

  1928年2月,周竹安赴武汉,在旅馆里意外被捕。原来,党组织派遣了一个从未与周谋面的交通员,持信予周竹安转交熊瑾玎,但信还未送到,交通员就被捕了。特务根据地址找到周竹安,并将来找周竹安的曾三等人一同拘捕。特务严刑逼供,让他与交通员对质,但他抵死不招。

  保释出狱后,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在周恩来、李维汉指导下,与熊瑾玎一起租赁房屋作为中央机关用房,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人员。熊瑾玎以“福兴号”商店老板为掩护,周竹安则做了“熊老板”的会计,从此踏上了“经商”路。

  后来,周竹安受党组织派遣到比利时、法国留学和工作13年,也是以“账房先生”身份作掩护。其间,他与吴克坚、何以端等人一起在海外进行抗日宣传和华侨工作。

  1939年秋,周竹安回国返湘。1940年1月赴重庆,在化龙桥与吴克坚重逢。此时对外身份是《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吴克坚,党内职务是中央南方局社会部委员。南方局周恩来认为周竹安在国外工作多年,其中员身份在国内没有暴露,遂安排他在社会部从事情报工作,由吴克坚、熊瑾玎联系。

  “红色管家”熊瑾玎介绍周竹安给国防动力酒精厂总经理任宗德;任宗德聘请周竹安为酒精厂秘书,后增聘为第三厂经理。此时,周竹安结识了吴克坚的发小、湖南平江同乡黄雍和郑挹梅夫妇。黄雍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在内人脉广泛。

  周竹安一边从事酒精厂管理工作,谋划兴办企业、积累资金;一边深入敌人中枢机要部门,联系“中央调查局”核心内线工作人员,获取中央与特务机关的重要情报。他深得任宗德信任,动辄经手数以亿计的经费,并资助我党《新华日报》度过艰难岁月,被誉为《新华日报》的“金库”。

  当时,在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指导下,周竹安还参与组建了大孚出版公司、昆仑电影制片厂,在国统区发布进步作品、拍摄进步影片,安置保护文化艺术界人士,与进行文化斗争。

  “象:程潜只要决心反桂系,并布置截断桂系退路……是可以谅解的……程应力求留在长沙,作为内应……”这是1949年6月27日,中央给策动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人员的电报指示。而这个代号“象”的人,便是周竹安。他的女儿湘田回忆,长沙解放前夕,总见到“父亲和他的朋友晚上打麻将”。

  1948年10月,经党组织批准,周竹安回长沙老家养病。与此同时,黄雍也奉吴克坚指示回湘,出任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湖南分处主任。1949年1月,吴克坚、何以端指示黄雍在湖南开展工作,促使陈明仁、李默庵及其他黄埔同学拥戴程潜和平起义。黄雍提出了配备电台的要求。

  1949年5月7日,周竹安偕同译电员章朴以“做湘绣生意”的名头由上海飞抵长沙,领导黄雍小组并建立了社会部吴克坚情报系统长沙工作电台,黄雍、郑挹梅等人负责掩护电台。

  1949年6月2日,周恩来在发给乔木(乔冠华)的“6·2指示”中指出:“争取程潜、李默庵、陈明仁站在我们方面反美反蒋反桂极为必要,请你们认真进行此项工作,如有可能,应与程潜或李默庵建立电台联系。”6月上旬,周竹安社会部长沙工作电台转为直属中央的长沙电台,联络代号“象。”

  建立地下电台,首要问题在于选择台址,既要不被敌人侦测台发现,又要便于发报。长沙电台先是安放在黄雍家里,后转移到离长沙城区50余里的九福乡周启铎家里。周竹安不仅动员家人参与到保卫电台的工作中,还专门抽调40人组建精干小队,夜晚二十里范围内巡逻,确保地下电台安全。

  地址选好了,用电的问题又来了。乡村尚无发电供电设施,只能使用6只汽车电瓶代替。为了确保电瓶充电顺利,设置专职“交通”6人往返城乡,与敌人斗智斗勇。变换充电路径,更换电瓶掩护包装,变换城内收发地点,在近郊城外增设收电瓶处所防“宵禁”,如此周密安排,还是被敌人水上发现一次,危急关头,“交通员”迅速将电瓶扔到水里才脱险。

  7月4日,周竹安收到专电并转呈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如遇桂系压迫,百姓彩票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这封电报,彻底消除了程潜的疑虑。7月4日以后,双方就具体事项多次往来电文进行磋商。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8月5日解放军开进长沙城,长沙和平解放。长沙电台完成了历史使命。9月,周竹安应李克农电召,赴北京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其间,撰写了《长沙电台总结报告》。9月16日,周恩来听取周竹安汇报并审阅《长沙电台总结报告》后批示:“竹安同志立了大功,工作分配请克农同志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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