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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7-30 12:17作者:admin

  最近笔者在看一本介绍沙皇近代化改革的书。19世纪的近代化改革历程可谓波澜起伏,大致来说分为这么几个时代: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的开明统治;尼古拉一世的以书报审查和密探为特征的保守时代;亚历山大二世的进步改革时代,以及国内外矛盾总爆发的尼古拉二世时代。

  “进两步、退一步”是一个通俗说法。在哲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这种现象,叫做“螺旋式上升”。哲学家们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卢梭、康德和费希特等人都论述过事物的发展源于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则认为事物的发展就是从统一到对立,又从对立到统一的一个圆环路径,在完成这个“圆环”以后,又会开启一个更大的“圆环”,就是这样不断推进事物向前发展的。

  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发挥。他在《自然辩证法》里宣称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是“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家或学者,多以恩格斯的这一论断为圭臬。

  他们都认可“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无限近似于一串圆圈,类似螺旋的曲线”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

  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螺旋式上升”规律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军事历史领域里的经典话题“步兵与骑兵的核心地位变化”就符合这个规律。

  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强调纪律与组织性,以骑兵为主的军队则偏重战略机动性和战术机动性,这两个兵种在历史上曾交替成为过战场主角。在战马大规模用于军事以前,军队以徒步战士为核心。马拉战车的出现使得赫悌、亚述、埃及、商、周这样的战车大国崛起。

  在公元前的数世纪,伴随着城邦国家体系的成熟,公民重步兵代替了马拉战车,步兵重新成为战场主角。罗马帝国晚期,装备马镫、高桥马鞍和马凯的重骑兵取代了公民重步兵,成为了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的王牌兵种。数百年后,随着火器开始进入战场,步兵又一次从骑兵手里夺过了战争主导权。

  骑步兵的这种此起彼伏、互有消长的发展过程,恰恰符合了人类对事物认知“螺旋式上升”的定律。偏重组织能力的步兵和偏重机动性的骑兵,随着时代的变换和技术的进步而交替成为军队的核心,而每一次兵种地位变动的背后都对应着军事科技和战略战术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土地占有集中化。王朝初起之时,天下荒芜。朝廷把大量土地分配给农民进行开荒和耕种,形成大量小家小户的自耕农。这一时期是王朝政府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义集中占有土地,然后将其分散到需要土地的个人手里以培养税源。

  到了中后期,土地大量集中到少数豪强地主,往往是和官府有着密切关系的权贵大户手中,贫民“几无立锥之地”,只能大量成为权势户的人身依附者。能够承担赋税的自耕农越来越少,政府的税源没有保证,军队战斗力下降,最终导致王朝灭亡,旧王朝的灭亡又会给新王朝带来大量未有分配的空白土地。在2000年的历史里这样的治乱循环反复进行。

  仔细研究一下历代土地集中化现象,我们会发现在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同时,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两汉,伴随着土地集中现象的是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并由此产生出奴隶耕作的大庄园。私量蓄养奴婢的现象与两汉王朝相随始终,在东汉末年甚至形成了拥众数千乃至万人的地方豪强,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说土地的集中和人身依附关系的集中是一体的。

  唐中期以后,尤其是在宋朝时,地主大量占有奴婢的现象几乎完全消失了。由于政府出于对自耕农户流失的担心对私人蓄奴进行了种种限制,导致依靠奴隶耕种的大庄园几乎不可能出现。同时地主也通过朝廷大开科举实现了“庙堂”和“江湖”之间的身份流动。位处“江湖”的大地主主动替“庙堂”承担了一部分维持稳定、安定乡里的义务。

  在唐宋时代,租佃制取代了赤裸裸的奴隶制成为大地产经营的主流,大地主还以宗族首领的身份承担起了一部分社会福利职责。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仍然很强,但比起两汉时期已经宽松了不少。

  在江南的农村,土地的承租过程中出现了“田底”和“田面”的概念。地主只拥有“田底”,而相当于土地使用权的“田面”则可以被佃户买卖、典当或者送人,拥有任意处置的权力。明清的法律对佃户的保护更加周全,类似这种“田底”“田面”分离的土地租赁,即便持有“田面”的承租户拖欠地租,出租方的地主也只能尽力追偿,而不能收回已经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可以说,明清尤其是清朝的土地在集中的同时,又通过田底田面剥离的方式,将集中起来的土地进行了市场化的再分配。处于这样的土地租赁关系下的农民拥有封建时代最大的经济自由和人身自由。

  虽然土地集中-分散-再集中的循环贯彻于整个封建社会,但在循环里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却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在削弱。土地关系的发展过程也契合了“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

  那么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短暂的无法阻挡历史进步的大潮流,虽然前进的道路总是磕磕绊绊,但未来一定会变得更美好呢?

  显然,这样简单的解读“螺旋式上升”规律也是不对的。对事物认知的“螺旋式上升”,并不必然保证发展的趋势是符合人们期望的。

  这方面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后贴木儿时代的中亚历史。贴木儿虽然在史书里留下了残暴血腥的名声,但不可否认在他的治理下中亚进入了最后的盛世,其首都撒马尔罕集中了伊斯兰文化、艺术、建筑和科学的精华,被称作是有丝绸之路以来中亚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城市。

  但自贴木儿死后,中亚就陷入了这样一种循环:先是有一位君王作风开明,宽待外国人,生活奢华,重视科学和艺术,这样的治理风格很快引起宗教人士和地方贵族的不满,他们发动推翻旧君王,新上台的君王作风保守,热衷宗教圣战,严守清规戒律,在道德上无可指责,可是这样一来商人和中央贵族又不满意,再次发动,重新推上一位开放的君主。贴木儿时代以后的中亚王朝的君主更替,基本上是遵循这个规律的。

  然而所谓作风开明的君主,他们的开明程度其实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时间越靠后的开明君主对宗教人士的所谓“道德要求”的妥协也越大。位于光谱另一端的保守派君主却越来越激进的用宗教教条来管理社会。社会这样发展的后果,是原本辉煌艺术、文化和科技成果渐渐湮灭,对外交流也日见稀少。

  经过多次这样的君主交替循环之后,到19世纪初,中亚已经从古代主要的科技和文化传播中心变成了世界上最封闭保守的地区之一。在这个例子里,百姓彩票的确也有“螺旋式上升”规律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个上升的趋势并非是促进社会繁荣和开放,反而是趋向于保守和孤立。

  历史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是否符合人们的期望,也要根据受影响的具体人群来决定。某些人认识事物的“进两步退一步”,对另外的一群人来说可能就变成了“进一步退两步”。

  在王朝的初期税赋总是比较轻的,可是随着官僚和军队的扩张,各种开支膨胀,各种额外赋税逐渐增加。在税赋压力初显的中期,政府会出台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或者将旧有税种合并,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各种改革举措即使有用,也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的轻税时间,很快,入不敷出的王朝财政又会将更多的苛捐杂税加到农民身上,税赋压力甚至比改革以前还大,恶化的趋势一直到王朝灭亡,然后开启新一轮循环。

  明末大儒黄宗羲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积重难返的税赋之害。王朝的税赋循环其实也是符合“螺旋式上升”规律的。尽管税赋总是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可是征收的方式却是一直在变化发展的。

  秦汉时代,百姓承担的主要是额外的劳役,“徭役沉重”是挂在秦汉两代人民脖颈上不去的枷锁。从曹魏时始,实物税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到唐初,已经形成了租庸调制为基础的实物税征收体系。作为租的谷米和作为调的布帛征收以后,大量存放在各地设立的国家仓库中,军队和官吏的薪俸和口粮则从各地仓库中支取,实现了基于实物的中央财政集中调拨模式。

  唐中期以后到宋朝,税赋实现了央地分离,由地方征收的税赋分成上供和留州两大块。宋朝对上供实行定额摊派制度,即缴纳中央财政的部分一定要完成,至于地方上不足的部分就自己想办法。这也是宋朝各种名目的杂税层出不穷的原因所在。

  明清的税赋征收管理吸取了宋朝重税的教训,两个朝代的税赋在纸面上都算不上高。但明朝由于财政十分僵化缺乏弹性,正税征收缺额很大,不得不想办法从地方贡赋、盐茶专营等其他路子上增加税额,致使明初“民不费力”的轻税政策成为一纸空文。

  清朝则是集2000年税赋经验之大成,在名义上税赋不高,然而接近八成的税赋归中央所有,剩余部分很难满足州县衙门正常开支。清朝又严禁公开增加捐税。导致地方上的父母官们不得不“八仙过海”,采用各种潜规则来弥补财政缺口,进而导致了亏空、孝敬、杂捐等一系列财政弊端的产生。

  在漫长的收税史里也不乏两税法、均税法、一条鞭、耗羡归公这样的改革举措,但税赋的增长退一步之后往往是又前进了两步。税赋征收的总趋势是民间资源越来越向政府集中,地方资源越来越向中央集中,而在正税之外额外搜刮的手段也越来越隐蔽巧妙。

  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这种征税手段的“螺旋式上升”发展对巩固统治是极为有利的。但是对于广大的“被薅毛”的“羊群”来说,征税手段的“螺旋式上升”发展肯定不是什么好事情。

  在19世纪,“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规律常常被进步派人士用来打击传统的守旧势力,这让许多人产生了一种误解,似乎历史总是曲折中前进,前途总是光明的。其实就某一局部地区来说,“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有可能是走向负面,在外来的力量能够介入之前,社会整体状况只会越来越糟糕。

  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是处在零和博弈的环境里,那么一方的“螺旋式上升”发展对应的必然是对方的“螺旋式下降”。在回答“历史的发展是不是螺旋式上升”的问题时,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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